（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奉圣旨读《资治通鉴》，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面赐御制序，令候书成日写入。）
本文节选自《资治通鉴》，（宋）赵顼著。万安伦、翟钦奇据《资治通鉴》宋余姚官刻本点校。
【导读】
本文选自宋神宗《资治通鉴序》。宋神宗赵顼作为宋英宗长子，在其执政期间，推行“熙宁变法”改革，在政治军事等领域都取得了一定成绩，同时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在雕版印刷以及造纸术改进的基础上，推动史书的编撰，曾授意司马光为首的一批儒者集体编修《资治通鉴》，并在其成书后，为该书赐名并作序。
《资治通鉴》核心编者司马光（1019—1086），是宋仁宗时的进士，宋英宗时的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判西京御史台。在此之后十余年，主要专注于编修《资治通鉴》。该书的编修是各方机缘推动的结果。《史记》之后，很多历史著述都是断代史。汉代至宋代千年历史，其间不少纪传体正史，为了廓清其中的历史脉络，急需一部简明的编年体通史以供统治者借鉴。也正是在此思想根源下，司马迁开始着眼于这1362年间的历史，用294卷来展示编者的意图和政治意向。早在宋英宗时期，司马光就曾依照《左传》体例，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秦二世两百多年间的历史编成《通志》八卷，献于宋英宗。英宗较为赞赏，下令设立机构，授意司马光继续史籍编撰。宋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延续自己的工作，将新完成的《通志》呈给神宗，神宗虽然很满意，但是认为《通志》名称不是很好，于是在“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的编辑出版思想下，将书更名为《资治通鉴》。此后，司马光在擅长两汉历史的刘攽、专注于三国至南北朝历史的刘恕、精通唐和五代历史的范祖禹等儒者的协助下，借鉴参照十七史的精要，兼收并蓄各种史料和思想，全情投入该书编修，直到元丰七年（1084）才全部定稿，前后历时近二十年。这种众人集体修史的方式，要推及唐代的史馆制度，它是历史编撰学的发展，也是宋代学术繁荣的表现形式。对于这种方式，刘知幾认为存在不少问题[10]，比如编修官过多，意见不一；史官责任不明，浪费时间。而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各个史官工作各有侧重，自身又能统筹规划各个环节，并制定编修的步骤方略：收集史料，作丛目；对丛目史料进行整理、取舍、考证、修订，作为附注，也就是长编；司马光本人就长编所载史事，进行考订、删减、润色，写成定稿。以上成书环节，也就是《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叙中提到的“先为长编，后为考异”，最终写成“绝作”。司马光修史时48岁，而定稿时已经66岁，可以说《资治通鉴》是穷极了编者大量心血的出版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