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诸程序主义是因为它表面上（在翰普歇尔的例子中，实际上）允许多样的结果；它将共同性（commonality）定位于通往差异的路上。然而，我们也可以将论证倒转过来，首先承认历史进程中伟大的差异性，然后寻求相似的或重叠的结果：将共同性定位于差异的终结处。我们倒是经常从重现于许多国家和文化的社会实践中（而不是从重现的过程中）抽象出道德底线。比如说，治理（government）的实践引出治理的理念，即关于治理者（governors）对于被治理者（the governed）之责任的理念。战争的实践引出战争的理念，即关于战斗人员之间的战斗、非战斗人员的排除、平民的豁免等方面的理念。商业的实践引出商业的理念，即关于诚信、公平交易和欺诈的理念。毫无疑问，所有这些理念在时间的长河中都是无效的，或者是，它们只在某些高度精巧的文化体系中才起作用，而正是文化体系给予每一种组成实践（constituent practice）以一个截然不同的形式。然而，当运用这些理念的情况出现时，它们在底线主义的意义上能够被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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