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的另一位史学家袁枢，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创造性地改撰成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也寄寓了他的“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故当时的诗人杨万里说：“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13]反映出史书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折射出史学家忧患意识的感染力。
如果说历史运动是两宋史家历史撰述的客观动因的话，那么，史家的忧患意识可以看作是两宋史家历史撰述的主观动因；当然，史家的主观动因，归根结底，还是受到时代的激励和历史传统的影响。
三、关于史家之忧的思考
宋代史家还从一般的意义上对史家之忧做进一步思考，从而拓展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空间。
苏辙曾说：“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14]苏洵、苏轼、苏辙号称“三苏”，以文学名于世，但他们确与史学有密切关系。苏洵撰有《史论》三篇，他在上篇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