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历史环境可以或多或少地有利于“上帝的悲哀”的介入，促使人的改悔。历史上有过一些有希望的时期，基督教的信仰与之似乎没有什么关联，因为历史本身似乎既能提供基督教信仰在上帝那里发现通过基督所启示的审判和救赎。当诸如此类的希望的空洞性被完全揭露时，还有另外一些理想破灭的时期。我们已经度过了这样一些有希望的世纪，而我们现在正处在理想破灭期。这些历史上的有希望的世纪几乎已经摧毁了把基督教的信仰当作近代文化与文明的潜在力量的看法。我们并不认为在这个理想破灭时期自己必定要复兴基督教信仰。我们要做的只是重建它的关联。对那种导致新信仰的创造性的绝望来说，总会有绝望的替代物，总会有“世人的悲哀”。
然而，近代人若是有助于我们发现生活的意义而不把一种失败的自信仅仅放在历史性的增长上，那么我们必须说，这要归功于把福音真理传播给这个世代的人，我们要接受而不是拒斥那些在充满偏见和教派之争的世纪里学到的关于生活与历史的真理。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他们所学到的内容包括整个《圣经》先知的历史观，按其最纯粹的形式来看，它总是把历史视为动态的，也就是说朝着一个终点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