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看,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在主流上是倾向唯物的,这在当时的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都是进步的,在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史观发展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当然,《史记》一书并没有完全摆脱“天命”论的窠臼和“天人感应”说的影响。如他在讲到刘邦建立汉皇朝时说:“岂非天命哉,岂非天命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76]又如他一方面指出“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77],是不可凭信的。一方面又说日、月、孛星、云、风的变化“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78]。这样,就又把天道和人事扯到一起了。这是司马迁在天人关系理论上的局限,但它在《史记》全书中并不占有支配的地位。
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这个看法,从《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纪》至《高祖本纪》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际月表》的序目可以略见其大概,而从《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际月表》的四篇序中则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把握。五帝、三代是两个大的历史时代[79],但它们的历史太久远了,无法“论次其年月”,司马迁“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80]。这是以“三代”统称“五帝、三代之记”。接着《三代世表》的是《十二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讫孔子”,历史特点是“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也就是“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81]。再下面是《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公元前475)、讫秦二世(公元前207),“凡二百七十年”,历史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82]。《秦楚之际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七月,中经“西楚主伯,项籍始,为天下主命”(公元前206),至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后九月止,首尾八年。故司马迁写道:“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83]“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事繁变众,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84]这四通表不仅在时间上首尾相衔,贯穿古今,而且它们的序文也都勾勒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反映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卓越见解。其次,是贯穿着历史变化与历史进化的观点。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不仅仅在于“通古今”,还要在“通古今”的基础上阐述历史的变化,以及从历史变化中指出历史的进化。他的这种见解,不仅在本纪和诸表中有明确的表述,而在“八书”中贯彻得尤为突出。《太史公自序》关于“八书”的序目说:“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认为礼本身就是适应古今形势变化而制定的;“乐者,所以移风易俗也。……比乐书以述来古,作《乐书》”,考察自古以来乐的兴废;太公望、孙武子、吴起、王子成甫等对古代兵书《司马法》“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作《平准书》”。这些,都是以贯通古今变化为撰述的主旨。《史记》“八书”虽有缺文,但从《历书》、《天官书》、《封禅书》中,还是可以看出他的这个思想在具体撰述上的体现。在考察古今变化时,司马迁是充分肯定历史是在进化的。他在《六国年表》序中写道:“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司马迁在许多地方批评秦的苛法役民,但他从历史进化的观点出发,还是充分肯定秦朝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他还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85]这是指出以古为镜的必要和混同古今的不可取,也是在强调历史的变化和进化。司马迁肯定“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86],称赞萧何“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87],也都是基于他的这一历史哲学的。最后,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题。《太史公自序》在讲到撰述“本纪”时,提出对于历代帝王业绩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详察其何以终;于其极盛时看到它日渐衰落的迹象。这里讲的“见盛观衰”,主要是指政治形势说的。司马迁通过对历史上经济现象的考察,又提出这样的认识:“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弊兴焉。……《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88]这是从教化、礼义和物质财富的关系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命题。在《平准书》里,司马迁还从当代社会所积累的巨大财富中看到了法制的破坏、社会矛盾的严重和世风的败坏。于此,他并不奇怪:“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可见,司马迁的“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题,在他看来是一个普遍的原则。要之,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包含着朴素的发展观点和辩证观点;这个朴素的辩证观点不仅可以从“物盛则衰”、“见盛观衰”看出来,更可以从“时极而转”看出来。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